当地时间2月2日,普京在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库尔干纪念馆,为苏联元帅崔可夫献花。
第一个讯息:不要忘了历史教训
2023年2月2日,普京前往曾经的斯大林格勒,追忆战争岁月。那里在20世纪60年代,更名为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山岗上,矗立着“祖国之母”巨型雕像,陈设着有长明火的荣军殿。普京步入荣军殿献花,并默哀一分钟,缅怀当年的阵亡将士。
其后,普京前往斯大林格勒战役主力战将崔可夫墓前,单膝跪地,献上鲜花。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高地上被点亮的“祖国之母”巨型雕像。
“我们在此庆祝我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决定性的重要日子。”
“80年前,在斯大林格勒这片土地上,在伟大的俄罗斯伏尔加河河畔,万恶、无情的敌人被永远赶了回去。”
“漫长、艰苦、激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经结束。
在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音乐会上,普京的致辞,勾起了俄民众对当年那场残酷战役的回忆。
资料图: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无名烈士墓。
1942年7月17日开始,次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军队在约1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与德国法西斯的激烈交战,双方数百万人陆续参战,以苏联获胜告终。
这场战役,因规模、持续时间和参与人数等,被评为二战期间最大战役之一,伤亡人数也创下纪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显示,纳粹德国损失约150 万人,苏联方面损失约113万人。路透社评价,这是二战“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普京在提醒世界,不要忘了战争残酷的过往”,评论指出,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讯息,意在提醒和告诫西方一些人,二战的教训应一直被铭记下去。
第二个讯息:不怕西方援乌,俄有后手
不过,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普京的另一番话。他在致辞中特别指出,“这件事难以置信,却是事实——我们再次受到带十字的德国豹式坦克的威胁”。
资料图:德国“豹II”主战坦克。
他将此举形容为“现代面目的纳粹主义”,并进一步指出,有人“正将德国拖入新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我们一次次被迫击退西方集体的入侵。”
十字标记、德国坦克、纳粹主义……普京点明的这些元素有何含义,以及推动德国松口向乌提供进攻性武器的是谁,再清楚不过了。
1月25日,德国政府宣布,决定为乌克兰组建两个坦克营,第一阶段从联邦国防军库存中,抽调14辆豹2A6坦克交予乌方。
俄一架图-95MS轰炸机前摆放着14枚导弹。图片来源:俄罗斯国防部
对于西方国家对乌供武问题,普京的态度早已摆在桌面上。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任何包含乌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方“合法打击目标”。普京此次就强烈警告称,“我们有能拿来回应的,事情不是用上装甲车就能结束的”。
至于拿什么来回应,普京没有明说。但无疑,这是在向西方国家隔空喊话:你们的意图我清楚;事情还没结束;俄罗斯还有后手。总之,“走着瞧”。
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则更直白地放话称,德国派出与俄作战的坦克将面临和80年前德国法西斯坦克一样的命运,那就是被烧毁。
资料图:乌克兰切尔尼夫,一名男子在一辆被毁的坦克旁骑车。
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中校罗斯也对俄卫星通讯社分析,德国对乌克兰这种供武举动,是为保持乌军作战能力和士气“不会彻底崩溃”。
因为其一,耗时间。
罗斯指出,按北约标准训练坦克手操作坦克,至少需一年,坦克本身要按应对乌战事条件的准备交付,也需时间。
其二,数量少。
这一批德国供应的坦克数量为14辆,罗斯不认为用区区14辆坦克,就能扭转战事局面。
其三,耗资源。
他表示,考虑到俄空军正有目的地销毁乌能源基础设施,而德国“豹式坦克消耗的燃料不少,乌军将“遇到麻烦”。
何况,俄军在带自动制导、侦察无人机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帮助下,很容易将德国坦克作为目标瞄准。
罗斯反问道:“除心理影响外,目前的(坦克)交付还能带来什么样的战术价值?”
第三个讯息:新的有生力量、新的动向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之际,普京还会见了俄罗斯社会爱国与青年组织代表,并发表讲话。
“需要生活在当下并向前看,但是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没有过去记忆的人民不会有未来”,他对参与会见的代表们说道。
普京同时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珍视的,发展和前进的基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俄罗斯,为其继续发展和强大创造条件”。
当年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不少是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一项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曾显示,超过30%的俄罗斯年轻人对这段沉痛的历史,知之甚少。
资料图:俄罗斯二战老兵亮相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纪念活动。有分析认为,普京选择在纪念日之际与爱国与青年组织会谈,一方面是表达历史需要当代青年加深认识和传承,一方面也是为俄在乌军事行动的大规模动员造势,培养新的有生力量以弥补战场损失。
1月时,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罗夫曾表示,该国2023年春季征兵时,可能将年龄条件放宽至30岁以下。
按乌防长列兹尼科夫的说法,俄方已动员多达“50万名士兵”,尝试在2月24日对乌行动满一年之际,发动“新的重大攻势”。
列兹尼科夫称,莫斯科准备以此“纪念”俄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满一年。而俄方并未置评。至于新“攻势”何时到来,乌克兰局势会不会就此迎来重大转折,或许不久就能知晓。(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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