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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和宋代词人，真的很有趣！******
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上官云)《清平乐》《梦华录》……近年来，随着上述影视剧的热播，宋代的习俗、风土人情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宋代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宋词里藏着故事(二)》作者之一黄鸣认为，很多宋词中记录了宋代生活的片段，也反映出了作者的性情。
就像苏轼，性格中既有儒家那种传统的责任感以及刚直的品性，为人又乐观豁达，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代表性人物。他懂生活、热爱生活，还发明了赫赫有名的“东坡肉”，流传至今。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制图：张舰元淡泊名利的林逋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脍炙人口的《山园小梅》，作者就是宋代词人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也与他有关。
“宋代初年，林逋生于吴越之地，从中年起就隐居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中，二十年不入城市。”黄鸣说，林逋将整个人生都寄寓在了青山之中，真正拥有一种淡泊名利的个性。
多年来，林逋一直不仕不娶，终生只爱两件事：一是种梅花，一是养鹤。“世人送了个一个雅号‘梅妻鹤子’，他做了一辈子的单身隐士。”黄鸣解释。
林逋对梅花的推崇，也可以让人们看出这位隐士人品的高洁。《山园小梅》不过寥寥数语，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梅花的丰姿，堪称咏梅绝唱。
“宋仁宗曾征召林逋入朝为官，但他固执的拒绝了一切头衔，宋仁宗只好惋惜作罢。在我看来，林逋的隐居是真隐。”黄鸣说。
苏轼性格中的豁达与责任感
说到宋代词人，必定会提到苏轼。黄鸣认为，苏轼性格中既有儒家那种传统的责任感以及刚直的品性，为人又乐观豁达，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代表性人物。
比如，苏轼被贬到南方，岭南有瘴气，但他在给参寥子的信中说“北方何尝不病”，黄鸣认为，这说明了苏轼的豁达，“他还写道，‘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很想得开。”
黄鸣觉得，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苏轼的为人、著作中得到启示。比如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人心理上会出现难以调适的紧迫感，但苏轼恰恰就是最会调理心情的那个人。
“他很善于给自己减压。被贬到黄州时，有一次苏轼和朋友去沙湖游玩，看到一条小溪，水往西流，他很快心有感悟，写了一首著名的词。”黄鸣说。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制图：张舰元这首词中提到，“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黄鸣说，在苏轼看来，就算我们年纪大一点，也不必因为一时的挫折放弃希望。
黄鸣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苏轼住在惠州嘉佑寺时，曾在松风亭附近散步。他想去看看这个亭子，但距离尚远，自己又走得很累。是一口气走到松风亭再休息，还是原地休息后再走？纠结之后，他想通了：想歇随时就可以歇，何必执着于去松风亭再休息呢？
“生活中，我们往往觉得要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但苏轼给我们一种启发，随时都可以休息，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生活真意理解得非常深刻。”他说。
一位热爱生活的词人
其实，苏轼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网络时代，与他有关的话题也时不时登上热搜。
“少年时代，苏轼读书相当勤奋。”黄鸣说。现在有的家长会因为孩子淘气、不听话而头疼，苏轼、苏辙小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程夫人采用的是言传身教法：她经常叮嘱家中的小孩与仆人，不要捕杀鸟雀。长此以往，苏家宅院里的鸟雀都不怕人，将巢筑在花木的低枝上，珍贵的桐花凤鸟也成群结队而来。
她也极有原则，家中仆人在租来的宅子内偶然挖出两个大罐子，想要打开，程夫人连忙制止，并令仆人原地埋藏。这些事情春风化雨般地被年幼的苏轼看到，终身铭记。
“在历史上，苏轼确实有点‘大嘴巴’，得罪的人很多，这也是他后来被贬时，那么多人落井下石的原因之一。”然而黄鸣认为，这也证明了苏轼是个敢言敢说、有原则的人。
总体来说，苏轼懂生活、热爱生活，在黄州时没什么钱，就去买便宜的猪肉，顺便发明了一种烹饪方法，就是赫赫有名的“东坡肉”，流传至今。
宋词中的衣食住行
实际上，很多宋词作品往往是作者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展示出他们最贴近生活的一面，默默地记录了宋代生活的许多片段。
“宋词里藏着故事”系列。图片来源：出版社供图“唐宋女子喜欢穿大袖衫子，宋代理学兴起，风气相对保守一点，女子一般会在这种衫子里加一层夹衫。”黄鸣说，李清照写过一首《蝶恋花》，其中便提到“乍试夹衫金缕缝”。
黄鸣介绍，再比如说，女性爱美，喜欢留指甲、染指甲，这在古代也是一种装饰风俗。著名的“守宫”，就是一种染指甲的染料。南宋词人刘克庄有一首咏海棠的词，就提到“滴尽守宫难可染”。此外，凤仙花也可以用来染指甲，在宋词中也有反映。
“像发髻样式、簪钗、步摇，以及脂粉、戒指、玉佩等等，这些在宋词中都有反映，可以说，宋词中所记载的事物，就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大百科全书。”黄鸣称。
在今天，读宋词、了解宋代词人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在《宋词里藏着故事(二)》中，黄鸣写道，“这一个个历经千百年而历久弥新的词人形象，能启发我们的文思，壮大我们的胸怀，开阔我们的眼界——原来这人世间，还曾有这么一些有趣的灵魂存在过。”
“古人和我们的生活相差较大，但很多情感是共通的，当你通过他们的作品，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就有可能忽然被某种似曾相识的情感击中内心，也能得到一些启发。”黄鸣称。(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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