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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高质量发展，中国智库交出“成长答卷”****** 【会场直击】 高质量发展，中国智库交出“成长答卷” ——从“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看年度智库建设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苏雁 王美莹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如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 在近日举行的“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上，各级各类智库代表盘点建设经验、交流研究成果，共探新型智库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担当新作为。 603份智库研究成果、141个智库建设案例，包括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机构在内的372家智库交出沉甸甸的年末成绩单；1个主论坛、8个平行分论坛、700余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的交流持续全天，精彩不断……12月17日，在由南京大学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的“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上，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新型智库咨政服务能力”这一主题，众多智库专家展开探讨：新征程上，新型智库应如何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论坛现场。佘治骏摄/光明图片 服务发展：新型智库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 增补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新成员，是论坛的一个重要环节。 86家增补智库覆盖38个研究领域，专兼职研究人员共计3300余人，出版专著900余本，发表研究成果万余篇……“本年度增补工作在以往入围标准基础上细化了评审指标，限定收录建设时间不低于3年、发挥实际作用、产生较大影响力、具有较高能见度的新型智库。”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叶继元介绍。 “这10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各级智库主管部门的关心关怀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咨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线上参会的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中心入选CTTI的消息。 “我们将充分利用山东大学相关学科资源，在科研团队建设、人才发展和项目成果创新等方面继续努力，力争建成我国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和重要智库平台。”邢占军说。 在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李刚看来，服务发展、服务人民，是新型智库最鲜明的“中国气派”。他为此带领课题组展开调研，并将成果写成新著《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在论坛上与大家分享。 “我们以自主设计的智库学术体系为框架，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范畴、发展格局、研究与评价等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据介绍，课题组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东、天津、江西等省市的30余家智库开展实地调研，广泛收集上千项智库研究成果、建设案例以及900多家智库的结构化数据，力求全方位展现中国智库的独特风采。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以“调研俄罗斯21个城市归来看智库与国际传播”为主题，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总结出中国智库开展国际传播的新探索新模式：官方委托+大学指导+学者领衔+深度调访+精准传播+即时成效。 “我国智库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入准确了解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他说。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智库工作部部长江立云认为，智库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离不开扎根基层、服务实践的“真功夫、硬本领”。 “近年来，天津市在社科界持续推进‘千名学者服务基层’大调研活动，大批智库学者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丰富的生产实践中汲取群众智慧，强化了‘智力报国’的真功夫。”他介绍。 “智库提升咨政服务能力，必须处理好五对关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孙肖远表示：“一是坚持人民至上，处理好政绩‘显’和‘潜’的关系，把为政的显绩、潜绩与人民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二是坚持自信自立，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实现立足自身与借鉴外来相得益彰；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处理好‘守’和‘创’的关系，做到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辩证统一；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存’和‘增’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五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注重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 突出特色：高校智库形象整体凸显 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高校在智库建设方面同样优势突出，且体现出日益明晰的专业性、特色化。 “从数量看，高校智库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占据半壁江山。从研究领域看，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国家重大战略、安全政策、教育发展……高校智库依托突出的学科资源、强大的人才优势，聚焦重大研究议题。”李刚结合论坛成果介绍。 在交流研讨中，多家高校智库负责人分享了自身经验与体悟。 “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近年来武汉大学举全校之力建设国家高端智库，以国家需求为圆心，大力培养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实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协同发展。”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表示。 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副院长佘杰新介绍，学校以全国首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为依托成立该智库，锚定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国家安全法治、非传统安全治理三个特色研究方向。“我们注重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协同增效，积极助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并以其为地基立柱架梁，智库建设的学科基础越来越坚实。”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院长燕晓飞看来，智库特色的不断彰显，源自清醒认知和明确定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校，‘劳动+’‘工会+’是我们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学科，我们会聚焦服务领域，为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高校智库应主动回应国家‘强起来’的战略需求，切实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在战略性、前瞻性上发力，以拿得出的拳头产品和叫得响的智库品牌更好发挥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孙贺认为。 着眼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更多力量 在上午进行的主论坛、下午举行的8个平行分论坛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都是与会者讨论的重中之重，结合智库特性与职责，“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关键议题引发热烈讨论。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迫切需要各类智库拓宽视野、找准定位，深入思考、科学谋划，加强合作与交流，以更高的标准、更务实的态度推进自身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认为，要在领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厚植学术根基，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提升决策咨询等能力。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红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作为，要求智库更加注重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更加注重原创性引领性研究、更加注重交叉性融合性研究、更加注重储备性应急性研究，深刻认识新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据驱动给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研究方法与范式革命，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带来新机遇。 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段昊认为，应顺应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加快转变传统智库研究思维模式，推进新型智库研究范式转型与变革。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孙建军以“信息链驱动的智库研究与智慧决策支持”为主题，指出：激增的非结构化数据如何能被有效分析仍是我国智库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专家洞察到数据洞察，数据更好的稳健性让其日益变为智库研究的核心资源和重要支撑。 世所瞩目的“中国之治”有哪些成功密码？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佟德志看来，汇聚更多“中国之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把“金钥匙”——“新征程上，应形成产学研服相结合的智库发展模式，打造一批高端的智库成果，培养一支高质量智库队伍，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智库品牌，组建一个协同创新的学科群，实现‘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有机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撑。”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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