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桑托斯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排队等待的民众。
送别“球王”
早在告别仪式开始前,球场看台上便悬挂起了写有“球王贝利享年82岁”的巨型横幅。球迷们纷纷赶来,在球场外围的贝利雕塑旁献上鲜花。在这座圣保罗郊外的绿茵场上,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球王”最后一程。
“我会在这里待整整24小时。”一位巴西球迷这样说道。
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是巴甲桑托斯队的主场,也是贝利辉煌生涯的闪耀时刻。从1956年到1974年效力球队的18年间,贝利出场660次并打进643球。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桑托斯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排队等待的民众。当地时间1月2日凌晨,贝利的遗体棺椁从圣保罗阿尔贝托·爱因斯坦医院运往体育场,被安放在场地中央临时搭建的篷房中。沿途道路两旁,众多球迷向“球王”致敬。灵柩由贝利儿子埃迪尼奥和巴西球星泽罗伯托等人抬入现场。
在告别仪式持续的24小时时间里,球迷可以进入体育场内进行吊唁。悲惋悠扬的乐曲声下,走入球场的球迷们手举横幅和巴西国旗,甚至有人将大力神杯的纪念品佩戴在头上,用以纪念“球王”传奇的一生。
1958、1962、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都被桑巴军团揽入怀中。贝利就此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的球员,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后人超越。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民众排队前往悼念贝利。用“贝利”命名足球场
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抵达维拉贝尔米罗球场,送别“传奇”。
据外媒报道,因凡蒂诺表示,世界知道贝利为足球所做的一切。贝利是永恒的,“球王”是永恒的。“我带着很多情绪来到这里,包括悲伤和微笑,因为贝利给了我们这么多微笑。”
为了纪念这位足坛英雄,国际足联希望每个国家都能以“贝利”的名字命名一座足球场。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贝利灵柩上覆盖巴西国旗。“在20年、30年、50年或100年后,当有进球发生在每个国家的贝利体育场时,有人会问贝利是谁,其他人告诉他贝利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球员。”
当地时间1月3日上午10时球场追悼结束后,灵车将载着贝利的棺椁在桑托斯市缓慢游行。经过贝利百岁母亲的居所,最终抵达距离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约1公里远的公墓。葬礼也将于当天举行。
这座公墓是一栋高层建筑,共有32层。据媒体报道,为了方便球迷吊唁,贝利家人选择将他葬在1楼,但球王最初的选择是9楼,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曾经身穿9号球衣比赛的父亲,也能俯瞰整个体育场。
辉煌职业生涯
谈起贝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人们口中“上天赐予足球的礼物”。
1940年10月23日,贝利出生于巴西特雷斯科拉索斯。据外媒报道,外界熟知的贝利其实是一个绰号,关于其说法不一。
有外媒称,这是在他小学时得来的,与球员瓦斯科·达伽马·比莱有关。小伙伴们称他为“比莱”,后来喊着喊着成了“贝利”。而贝利本人起初并不喜欢这个称谓,但最终他让“贝利”名满天下。
1958年瑞典世界杯,当时年仅17岁的贝利帮助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后靠在队友身上哭泣。17岁,贝利入选巴西国家队。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在巴西与威尔士队的1/4决赛中,贝利打进致胜一球。那一天,他只有17岁7个月零2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进球者。
但这只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起点。1958、1962、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全部被桑巴军团揽入怀中。贝利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的球员。
渐渐地,大家把“球王”称号送给了这个来自巴西的年轻人。在21年职业生涯的1366场比赛中,贝利攻入1283粒进球。在很多老一辈球迷的记忆中,贝利便是他们对于足球的绝大部分认知。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民众排队前往悼念贝利。在充满爱和智慧的一生中,贝利诠释了足球场上最大的艺术,他坚信“爱”可以治愈世界上一切问题。
如今,他的信念成为了后代的遗产。深受其影响的人们也驻足在灵柩前,送“球王”最后一程。(完)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